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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赌场是真的吗-学界对于民国时期历届中国政(4)

时间:2015-10-28 15:00 作者:侠客
再次,国民政府对自身实力的判断是怎样的?民族情绪裹胁下的社会心理又在香港问题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战后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难有作为,国家实力

再次,国民政府对自身实力的判断是怎样的?民族情绪裹胁下的社会心理又在香港问题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战后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难有作为,国家实力的孱弱当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国民政府对该问题的自我认知。中英受降之争时,蒋介石就发出“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的感慨。据葛量洪回忆,在国民党政权“似乎还是十分稳固”的时候,宋子文曾对他说:“二十五年之后,我或者我的承继者会要求收回香港的,而我们一定会收回的。”宋子文当然是在表达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但他开出25年的时间表,多少暗示了国民政府此时自知无力收回香港。葛量洪也正是这样判断的,他认为:“假如中国不是积弱的话,是不会把香港割让予英国的。而后来的各个政权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收回这个地区。”对于国民党组织在香港异常活跃的事实,葛量洪似乎并不十分担心,他表示:“他们会制造麻烦,有时是很大的麻烦;不过他们对这个殖民地不能构成威胁,因为基本的原因还是中国的政府仍然没有能力向英国的地位挑战。”

然而,推而言之以至整个民国时期,中外关系演进的逻辑有着另外一面:较之于国家政权对于自身国力认知的相对“消极”(主要针对外交方面而言),民族情绪裹胁下的民众心态和社会舆论却在收回国家利权的意识上十分高涨,这个问题亦是整个民国时代政治生态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民族主义情绪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再次空前高涨,争取国家利权渐成一种社会共识和各政治势力“进步”与否的评判标准。标榜民族主义的国民政府不得不面对这一尴尬的处境。

一般来说,一个政权的政治实践应当与其意识形态相匹配,而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困窘多少源于两者之间的脱节。国力不强、政局混乱自然是国民政府未能收回香港的原因,历史的发展也曾呈现出“另类”的线索。国民革命时期,高擎反帝旗帜的武汉国民政府挟民众运动之威,一举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彼时国力也弱,足可见在民族主义暗流汹涌的民国时代,外交的强势有时也并不以国力为后盾。而在战后,国民政府的“弱势外交”,一定程度上是“外交心态”的弱势,外交策略若此固然是基于对国家实力的判断,但“弱势心态”又反过来制约了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作为。

在民族情绪处于巅峰之际,“外交”成了尴尬的词语。国民党建政之后,基本坚持通过交涉谈判争取国家利权的外交政策,在香港问题上也大体如此。战后殖民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印度、缅甸等英属殖民地相继独立,不少中国民众认为,英国更加没有理由继续占有本就属于中国的香港。然而,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作为难以满足民众的期待,“外交解决”几成“示弱恃强”的代名词,外交当局成了众矢之的。九龙城寨事件中,一些报刊甚至鼓吹“撤办外交当局”“进兵港九”“血洗国耻”,足以体现民众情绪的激昂。 (责任编辑:泰雅在线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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